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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彥偉藝術正紅：zhenghongwenhua
何曉，筆名趙曉霜、齊濼，回族，年10月出生於四川閬中。歷任原衛生部主管的某雜誌社創作中心主任兼記者部主任、某軍旅情感雜誌編輯部主任、某財經文化策劃出版公司副總編。曾參與策劃多部影視劇，並承擔文學編輯及民俗顧問等工作。現任中國微小說與微電影創作聯盟副秘書長、中國正紅書畫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先後出版有《絕響》《迷徒》等長篇小說，《等壹個人》《鍋盔西施》等短篇小說集，《素書博弈學》《讀懂厚黑學》等文史研究筆記，與人合著有《創造第壹——解讀全國衛生系統的“石家莊現象”》《廣播轉身——中國廣播網10年》等長篇報告文學。有作品入選《新中國60年文學大系》、《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等40余種文集；另有《東壇井的陳皮匠》《誰能看見鷺鷥的腿》等文學作品入選全國多省市高考試卷、高考模擬試卷、中考模擬試卷及其他語文試卷閱讀題20余次。曾主編“薪小說書系”、《全國醫藥衛生系統紀實散文報告文學大賽優秀作品集》等。
《佛心》：心口有壹朵靜默的格桑花
作者：石彥偉（《民族文學》編輯）
格桑花，又称格桑梅朵，在藏语中，“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长期以来一直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编者注
在跨文化表述時代，當代文學的面顏，無法抗拒少數民族文化的潤養，這其中以藏文化的色系尤為濃重。現在我們見到的，大概有三類人在寫藏地：壹是以阿來、意西澤仁、茨仁羅布、龍仁青、梅卓、央珍等為代表的藏族作家，他們渴望通過對藏族文化基因自覺的、深度的開掘，讓更多人讀懂藏族人的眼神；二是以範穩、楊誌軍為代表的漢族作家，基於壹種文化外部的視角，他們可能比藏族作家更清楚藏文化內陸的哪些部分，最易獲得外部的認同與感知，《藏地密碼》、《水乳大地》、《藏獒》等壹批長篇小說在文壇掀起壹股強勁的“藏風”，對長期被遮蔽的文明認同的獲釋，起到良好的增益作用。但少數民族文化是壹座深不可測的魅力之谷，對其質感的捕捉與再塑，必須從本質上調整視角和立場。純粹的外部眼光固然可以迅速截取民族文化中有意思、有市場的那壹部分，卻暗含著淺層文化符號的獵奇嫌疑，極可能不是文化內核中最有力量的那壹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既有清醒的局外視點，同時兼具少數族群內部心理素質和信仰傳統優勢的其他少數民族作家對藏族題材的入與出，顯得尤為別致和珍貴。四川籍回族女作家趙曉霜新近創作的長篇小說《佛心》（新世界出版社），就很有代表性。
這是壹部文化傳奇小說，以壹塊格桑花形狀的玉佩為線索，講述了幾代人同在六世活佛倉央嘉措情詩的吸引下，走近西藏，走近心靈的聖域，由此攤鋪開繁復的歷史皺褶，將不同民族、不同代際的人們之間的情愛與仇恨、寬恕與責怨、皈依與背叛、求生與向死，巧妙勾描串聯，組閣成壹座充滿層次感、段落感、雕塑感，厚重而鮮活的歷史城堡。小說在看似輕松好讀的敘述中，壹直在努力觸及壹個負重的命題：文明的沖突與融合。這是壹個不算新穎的命題，但趙曉霜為我們提供了壹個富有個性化的介入角度，融入了作家特有的地域體驗和生命關懷，使得這種討論彌散出鮮潤的氣息。
小說重點寫了兩個漢族女子：李瑤姬和李明珠，她們是生活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兩代人，但共質的特點是或自覺、或非覺地接受了藏文化的濯洗，這其中，她們共同熱愛的倉央嘉措情詩是靈魂的媒介，諭指著壹種對於非物權化的精神意誌的抵達。在解釋文明的沖突與融合時，作家主要借助的陣地就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交疊：漢族學生李瑤姬遠嫁西藏，變成了格桑梅朵，現實帶給她的是文化隔膜下的深度孤寂。如剛進藏地時，“捏著鼻子學吃酥油茶”，“仰著脖子學吃糌粑”，“沒有人能聽懂她說的話，而她也聽不懂別人的話”。後來，為了阻止土司丈夫種植大煙，她又失去了昂貴的自由，失去了文化表達的權利，被關在潮濕的地牢裏，過著暗無天日的生活，以至悲哀地死去；另壹方面，她對活佛的向往與追尋，又始終煥發著巨大的理想力量，“她敲著碗碟給自己伴奏，唱倉央嘉措的情歌；她在陽光裏站到官寨的碉樓上打望遠方，期待著那夢中的紅色藏袍能夠像雲壹樣從高天飛來；她在月光裏把自己浸泡到月亮措裏，讓全身上下的每壹寸肌膚都和格桑花親密地相擁”……豐滿的人像表情之下，掩映著壹種理想主義的美麗、深情與自尊。小說很見功力的思考在於，李瑤姬壹生處於壹種沖突的悲劇中，但是本性上其實是接受了壹種文明的調和。換句話說，對於這個女人，現實是沖突的，但理想卻是融合的。比如有這樣壹個細節，寫她在臨死前取下脖子上的半朵水色格桑花，戴在孩子身上，這正是在說她希望使自己傾盡生命追尋到的壹種文明融合後的精神理想，可以永遠延續下去。
現代生活中的新壹代漢族女孩李明珠，沒有經歷這樣多的沈重與波折，但她與李瑤姬有著文化長旅上的高度相似性。正如藏族男孩意西尼瑪所說：“我毫無緣由地從明珠身上感受到嫫拉（指李瑤姬，作者註）的氣息，好像她是嫫拉的轉世壹樣”。明珠與意西尼瑪的愛情馬拉松，會讓讀者覺得冗長和延宕，遲遲沒有結果，但我想這處繁筆正是作家的用意所在，實際上李明珠對意西尼瑪的感情接受過程，正象征著漢文化對藏文化的認同和吸納：這當然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小說在這個問題上，很靈巧地預制了壹個豐滿的空間坐標，使人物從容地遊弋其中，經受清感的沈浮與思想境界的攀越。首先就是姑娘的故鄉，那個以閬中為原型的四川古城，在小說中，這裏是漢族傳統文化的保真地和集散地，濃縮著古老的詩意氣質，卻也不乏陳腐與封閉的病態隱患，暴露出對異己文化不夠寬容的警惕感。譬如，迥異的飲食、交際、審美習慣的碰撞，對自然和動物（尤其是狗）的態度比對等，都傳達出藏漢文化存在的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文明隔閡的憂慮。趙曉霜是閬中土生土長的作家，在以往的小說中大量觸及古城地域背景，她對這塊土地的文化嗅覺是靈敏而值得信任的，表達是沈穩純熟的。另壹個空間坐標點，是瀘定橋，這裏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藏漢交界處，小說在這裏開始嘗試化解古城的文明沖突，進入到文化過渡帶；再壹個重要的坐標點，就是藏區的理塘，明珠和旅行的夥伴們分開，獨立留守在這裏，迎來了壹次質的蛻化。理塘被譽為“世界第壹高城”，也是當年倉央嘉措想借仙鶴的翅膀飛來的地方，它象征著強勢的藏文化的精神高地。明珠在這裏找到了她的“倉央嘉措”，走進了“那個答案”，實際上是找到了壹種生命的姿態，壹種愛的姿態，壹種文明的認同感。與李瑤姬以死作結不同，明珠在完成了文化的跨越後，與意西尼瑪終成眷屬，兩半格桑花玉佩寓言化地合二為壹。由此，可以看出作家盡管對於文明沖突心懷隱憂，但對於文明融合的前景，始終是充滿自信的。融合並不是同化，而是壹種多元共生的狀態，差異性將得到基本的保藏，不同文明將在自尊與他尊的原則面前，在雙向（而絕不僅僅是單向）的進入中，獲得自然生動的和解。這或許是《佛心》這部小說貢獻出來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也是壹個少數民族作家，對民族融合問題的深度求解與清醒言說。
小說的壹些次要人物，盡管各有各的故事線，但都可理解為上述主題不同分支、不同程度下的某種暗合。紮西巴雜，當年土司的侍從，是保守文化的代表，他對歷史記憶的癡情，對現代傳播媒介的警惕，對漢化教育的憂患，體現了文明終端的堅守姿態。意西尼瑪，從中學時就離開藏區到漢地上學，受到較多的漢文化熏染，但他身上有很強的尋根意識，在追求明珠的過程中，也貫穿著對藏族母體文化的回歸。同時，他與老壹代藏人紮西巴雜的對談和碰撞中，也隱喻著現代性對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維方式的潛在改造。央金拉姆是壹個讓人覺得無辜和疼惜的女孩，她對意西尼瑪的愛慕是失效的，不妨可理解為作者對表象化的文明內部認同的壹種反思。卓瑪姑娘是壹個商人，很會做生意，但她的精神追求最為深刻，體悟到“靈魂已經輪回了，可肉身還沒有”這樣巨大的茫然感，她壹直強調需要壹個“與眾不同”的人，“我越需要他，他身上的人間煙火味道就越重；他身上的煙火味道越重，離我就越近；但他離我越進，就越不是我所需要的”。為此，她陷入自己營造的“巴比倫塔”裏了。這種永恒的不可調和性，使小說多了幾分厚度，它促使對生命缺少觀察與認知的人們，進行反思，譬如意西尼瑪，就有意識地進行了壹種自省般的比照：“在她的深海面前，我發現自己不過是正從高高築起的堤壩裏傾瀉而出的人造瀑布”。此外，英國人鮑勃，見證、求真、延續歷史的古城佬翁，“走四方攝友網”的驢友們，穿起藏袍的小護士等，他們以清澈無私的愛的形象，傳播著像陽光壹樣的藏漢文化——與歷史書寫部分調子極灰的漢人為藏地帶去毒品的描寫：“大煙的葉子就像刀壹樣，在他們的脖子上晃”相比，當下民族文化的生存方式，已不再是強行的進入與瓦解，已不再具有暴戾的傷害性，而是壹種真誠的和解，甚至是彼此的保護，這種大氣的文化觀“讓人們在溫暖自己的同時，也溫暖著更多的人”。
豐腴的人物群塑，雜生的故事線條，只因為壹個關鍵詞“倉央嘉措”而變得清晰起來。顯然，對其情詩內蘊的探討，也不應忽略。“情歌的感染力，就像風壹樣，能把種子撒到任何適合花開的土地上”，“活佛的歌也是在宣講佛理，或許還有更深的意義，就看妳怎麽去想”，這些句子似乎為我們的解讀提示了壹種思路：女子們摯愛的情詩，並不只是“為愛而生”的情感本身，更有著壹種對自由、純潔、高貴的彼岸境界的神往，充滿著清冽深沈的宗教意味。事實上，就是在這些詩裏，暗藏著作家壹直沒有點破的“佛心”，即信仰修養的內核。這個問題並不是任何壹個人、任何壹部作品可以回答的，它是壹種主觀的體驗，人人都可以結合自己的生命軌跡，提供壹種解答的角度。譬如弘壹法師對此的解答，就是“慈悲”。那麽，趙曉霜，作為壹個回族出身的女作家，她對於藏文化的信仰精神有著怎樣的觀察和提煉？我將其總結為兩個字：靜默。就是這兩個字，構成了精神世界與物質利誘對峙平衡的可能。小說開端部分，李瑤姬壹出場，就營造了這樣壹種情緒：她明知道江水是流動的，但她相信江水是靜止的，“因為她看到了、感覺到了遠遠的靜止”。李明珠、意西尼瑪等人對藏文化漸進的追隨與熱愛，也是源於靜默的力量對人心的刺激和感召，譬如在惠遠寺，他們從藏民和喇嘛的表情中讀出了壹種“全世界最深沈的靜默”，甚至，意西尼瑪“今生唯壹想通過畫筆達到的目的，就是讓更多的人能用心感受到這種靜默”。這裏作者還特為留出意味深長的壹筆，把這種靜默類比為“回教徒冥想著沙漠時的靜默”。很明顯，作者在解讀藏文明的時候，本能地滲透出回族母體文化的感知習慣，顯現出伊斯蘭文化背景的些許特征，也顯示出作者闡釋不同民族文化、宗教文明的探索精神。藏文化博大精深，她的答案壹定不是確定和唯壹的，甚至可能是漂移和淺薄的，但我們應該承認，這壹定是壹個必要的角度，這個角度就是我在本文開端所談到的，既區別於藏族作家內部的文化自覺，又不是漢族作家非信仰化的純粹外部視角——全新的他者民族的第三視角，使趙曉霜在解釋信仰命題時，多開了壹扇窗，也多了幾分冷靜與從容。
這讓我聯想到，少數民族作家寫本民族生活有優勢，寫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也有壹種區別於漢族作家的優勢，甚至與該民族本身相比，也未必淺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張承誌的《黑駿馬》。就草原文學對蒙古民族氣質的把握來說，這無疑是壹部難見對手的作品。瑪拉沁夫曾感嘆道：“我寫了壹輩子草原，沒有寫過張承誌。”我們在意的並不是哪個作家寫得更好，而應該意識到，他者民族對本土民族的書寫，其實有巨大的潛力和成熟的可能。這讓我們必須承認，多建設壹個文化的參照系，對於思想的定位和文學的表達，不僅重要，而且必要。由此評論界也應該建立共識，少數民族作家書寫其他少數民族題材，應該受到更充分的關註和評價。
小說在文學手法上也有壹些值得評點的亮點。最顯著的就是敘事方式，故事的展開有壹個隱藏的第三人稱的講述者，但最有秘史氣質、引人入勝的故事，往往是由當事人以第壹人稱講述出來。不同視角在交替輪換，不同的歷史路徑分別洞開，不同的表述習慣交融共輝：意西尼瑪的沈穩客觀、紮西巴雜的蒼涼凝重、明珠的感性細膩、卓瑪的詩意憂傷，充滿了波折，充滿了顛覆，充滿了未可知的命運和個人的經驗與超驗。這種類似說唱藝人的表達方式，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格薩爾王傳》，書面史與口述史的配合，使藏族民間文學與現代小說技法得到有益的嫁接。倉央嘉措情詩在每壹章開端出現，也借鑒了藏族長篇小說的表達傳統，會讓藏族讀者感到親切。情節的打散化處理，形成壹個個快切的蒙太奇小單元，減輕了閱讀負擔，讀來輕快流暢，時刻充滿新鮮感和探秘欲。作為壹部以愛情為主線條的市場化運作的小說，作品沒有絲毫外露的情愛描寫，把愛情寫得很內斂，很端莊。這些都值得稱贊。
《佛心》是趙曉霜第壹部長篇小說，顯示出不俗的實力，我想這與她此前寫了大量出色的小小說有關，懸念設計、人物造型都是難得的好手。但這部小說也有壹些倉促之筆。比如，在理順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時，小說似乎還稍欠章法，閱讀時偶感吃力，個別地方仍有刻意圓說的痕跡，往往，當謎底被揭開，人物關系清晰之後，前面的細節卻容易被遺忘，造成理解上的斷裂感。情節安排上，遊歷藏區這壹部分，顯得有些拖踏，民俗描寫也不夠深入。人物口述中，意西尼瑪的個別感受過於細膩，如“他的腿太長了，坐在那裏的確很委屈”，“我看不慣他的胡子……越想越覺得不倫不類，想著想著，笑出了聲”等，有女性心理的痕跡，與藏族漢子的形象不大協調。再壹點，就是可以感到作家對宗教文明的解讀還缺乏深度探究的勇氣，聖約翰大教堂、清真寺、布達拉宮等宗教元素的出現，多停留在文化的表層，未能潛入靈魂的深處進行開掘，未免有些遺憾。
“不要打擾所有的生靈，讓壹切自然地生長”。這是小說在尾聲部分的壹句話，對自然、文明、生命的敬畏感，對靜穆境界的深沈吟喚，讓人“仿佛沐浴著月亮措透明的陽光，看到了月亮措透明的湖水”。心境的提拔，理想的幸福感，包括信仰的力量，往往只在於靜默中的壹種主觀體驗，正如意西尼瑪所說：“心裏有了，眼裏有了，他就成了妳的壹部分——我期待每壹個好姑娘都能找到她們今生的倉央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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